假設面前有兩個社會:一個是封建世襲社會,每個人的權力和資產全都是由身份去決定,從上一代的手中繼承;一個是菁英社會,每個人可憑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賺取權力和資產,你會選擇在那一個社會生活?
相信絕大部人都會選擇後者(菁英社會),不過桑德爾 ( Michael Sandel ) 在《成功的反思》中,卻告誡我們「菁英社會」建築出來的「美好藍圖」,其實只是糖衣毒藥,在某種意義上,比封建世襲制度更不可取。
我們反對世襲社會的主因是不夠平等。在這個建構下,階級缺乏流動性,一個人能否成功仰賴其血統,基本上是純粹的運氣,在菁英社會則未然,人們能夠透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來到達應有的高度、取得成功,命運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交由造物主安排,平等得多。
不過,只要仔細去想,就會發現菁英社會下所謂的「平等」,其實未有實現。桑德爾透過數據指出,在過去數十年間,階級流動性愈來愈低,階級固化的問題似乎與封建制度下相差無幾。
特別是在全球化下,低技術工種很多都被分派到落後或發展中國家,令已發展國家中的基層失去工作,頂層資本家及菁英則獲得豐富的紅利,導致不同階層的差距愈來愈大,菁英能夠透過絕對優勢的資本與人脈關係把自己的權力和資產傳承給下一代,永續他們的地位,另一方面,基層則面對跨代貧窮。
這個情境不但出現在美國、香港,幾乎在大部分已發展國家或地區都有相同的情況,特別是那些奉行資本自由主義的地方,情況更為嚴重,作者用了很多西方國家 ( 尤以美國為主 ) 作例子,但即使生活在香港的我們,也不難發現這問題,基層向上流動的難度極為困難,作為向上流動的主要跳板,「教育」亦被上層壟斷,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不少名校學生都是來自富裕家庭。
桑德爾洞察到才德至上 ( Meritocracy )的問題,在書中問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否因為我們未能完全實施才德制,才引致這些問題?第二——亦是更根本性的問題——才德制是否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有些人認為,只要有方法令大眾的起跑線處於同一水平,讓大家在公平的環境下競爭,透過才德和努力選賢任能、分配資源,就可以解決社會流動性的問題,可是,除非完全排除家庭因素,否則要把所有人放在同一起跑線上幾乎是不可能,上層階級者擁有的資源肯定比基層多,他們的孩子也肯定得到更好、更多的栽培。
不過,即使社會真的有一套機制能夠把所有人拉到同一起跑線,能夠公平地競爭,是否就把所有問題解決?桑德爾引用英國社會學家麥可・楊恩 ( Michael Young ) 的反烏托幫作品《菁英制度的興起》 ( The Rise of Meritocracy ) ,斷言才德制本身就是問題所在。
桑德爾指出,才德制下最大的問題是引致社會撕裂,不同階級互相敵視,最終來民粹反撲,在他論述中,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就是例子。
才德制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一個很美好的理想,所以,才德制勝出的贏家會認為自己能夠從競爭中脫穎而出,全屬個人功榮,同樣地那些輸家的失敗都是咎由自取——他們的失敗全因個人不努力,因而引起桑德爾所說的「菁英傲慢」,失去「休戚與共感」,另一邊廂,在競爭中落敗的人也會產生屈辱感,感覺被他人看不起,甚至連自己也看不起自己,這種屈辱和憤怒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股民粹的力量。
就要明白才德機制同時朝兩個方向施展霸權:一方面讓出頭者焦慮,受完美主義折磨,並產生菁英傲慢;另一方面則讓落敗者灰心喪志,甚至因失敗而感到羞辱。
《成功的反思》P.271
這種「菁英傲慢」是如何產生的呢?才德制下高舉才德至上,把成功和才德、努力掛勾,放大了個人因素,忽略了其他不可控元素,例如:家庭背景、先天才華、社會認可等。
書中列舉多名運動員作為例子,籃球巨星勒邦占士憑著高超的籃球技術,每年賺得過千萬美元收入,他的成功與他的才能當然有關係,但另一方面,他有幸出世在一個熱愛籃球的社會,才令他達到這個成就和高度,如果他是活在中世紀的佛羅倫斯,占士的籃球技術不會受到當代人的青睞。
除了身處的環境外,就連我們本身擁有的天賦也是充滿隨機性,或許父母的基因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大體上「天賦」仍然是充滿巧合的,即使我們比保特、美斯、菲比斯都要努力練習,但仍然難以在他們擅長的領域中勝過他們,因為彼此的天份根本不一樣。
一個人的成功充滿著運氣成份,偏偏才德制下的人卻會誇大個人因素,特別是「努力」的效果。
桑德爾用自己在哈佛大學教書的經驗,發現這些能入讀頂尖學府的學生,都認為自己能夠在哈佛大學讀書,主要都是靠自己努力,而非外力幫助。
當一個人把個人的成功全當自己的功勞,他就會對那些未有成功的人產生鄙視,因為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需要為自己的失敗負責。
除了失去休戚與共感外,在才德制下成功的人身上其實也是傷痕累累。上一代為了讓下一代繼承自己的地位和權力,盡可能都會加以「培育」他們,例如由中產階級開始,父母都會在讀書時期就為孩子安排一系列的興趣活動和補習,好讓他們能夠獲得「才德光環」,使孩子們在極度高壓的環境下成長,除了進一步加強成功全憑自己的想法外,同時影響心靈健康。
對於輸家,才德制無疑是冷酷的、殘忍的。
在「命運在我手」的論調,無可避免地,除了特定的情況,整個社會都會認為個人的失敗是咎由自取,最可怕的是,有時甚至連輸家都會有這種想法,認為是苦況是自己一手造成。我們不難發現,在一些崇尚高度奉行資本自由主義的地方,對於低下階層的支援少得可憐,因為在社會眼中,政府不應為個人的失敗而負責。
誠如桑德爾所指,一個人的成功其實是充滿運氣成份,一個人的失敗也不是純粹的個人責任。
不過,即使政府願意向輸家提供支援,也不等於可以解決問題,因為除了有形資產外,在才德制下,這些被淘汰的輸家連個人的尊嚴也一併失去。我們都會認同一個掃地清潔工人的工作,比起基金經理更加重要,但弔詭的是,後者的收入可能是前者的數以十倍計,當中的落差正正是那些基層失去的尊嚴。
才德制下階級流動出現問題,輸家們再看不到希望且失去尊嚴,其不滿和憤怒得不到舒解,就會形成民粹力量,有心人或會加以利用,造成民粹反撲。在《菁英制度的興起》中,故事的結局就出現了低學歷人民發起民粹動亂,反對才德菁英的情景,對比今況,似乎有不少共通之處。
對於解決方法,桑德爾也有個人的想法,當中有兩項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第一項是增設「金融稅」,壓制對實體經濟沒有太大貢獻,但卻不斷賺取暴利的金融業。
金融從業員擅玩財技,包裝一系列複雜的金融產再推出至市場,這些炒賣活動對於實體經濟的幫助微乎其微,卻在經濟份額中佔有大的席位,桑德爾認為應該如「香煙稅」、「博彩稅」等,向金融業實施懲罰性關稅,在道德層面上打擊它,拉低這個行業在社會上的認同,讓大眾把目光放回那些對整體發展有真正貢獻的工作上。
另一個更破格、有見地的方法,就是以大學收生過程中進行抽籤。
桑德爾解釋,在才德制下,學歷有無可撼動的地位,而上流階層很多時都自以為單憑個人努力才能進入頂尖學府,忽略了運氣成份,抽籤就能增加運氣元素,令成功入學的人意識到自己的成功不只是個人努力促成,增加他們的休戚與共感。
桑德爾擅長由淺入深討論議題,配以大量例子幫助論述,一如《錢買不到的東西》、《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等作品,在《成功的反思》,同一個論點他都會不斷反覆重複強調,但又不會令人覺得沉悶,確保讀者能清楚理解他的意思,這正是桑德爾擅長的地方。
《成功的反思》的英文書名原為《 The Tyranny of Merit 》,若果直譯過來就是《才德的暴政》,這書名更具警剔,不過桑德爾整本書的論調除了是抨擊才德制外,更進一步希望可以改善當下的困局,相較之下,《成功的反思》似乎更有建議性和意義,我想這也是桑德爾認同這個中譯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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